钱钟书为啥终生避谈鲁迅？这是两大家族几代人的恩怨与误解

鲁迅与钱锺书，是并世的文化界大家。只是，他们之间，相差近30岁，属于两代人。

当钱锺书在学界、在文坛崭露头角，以《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等书正式出道时，鲁迅早已病逝多年，墓木已拱。据现今材料，他们终生未曾相识,当然也更谈不上把臂而谈的机缘了。

1936年前后，鲁迅故去时，钱锺书刚清华大学毕业没多久，且正留学在外，也还没有任何著作正式出版，其声名只在清华小圈子内流散。基本上，鲁迅是不大可能知道，有这么一号人存在的。

而对钱锺书而言，鲁迅的大名自是从小就如雷贯耳的，加上他后半生始终生活在“独尊鲁迅”的环境之中，完全无法绕开。可问题的蹊跷在于，就是这种情况下，且钱氏生平又那么臧否人物，对鲁迅却几乎置若罔闻，不议不论，让人好生奇怪。

他一生语及鲁迅的次数,以我寡陋所知,见诸文字材料的只有三四次，都是私下谈话的一语带过，正式论及可说未曾有过。可以说，1949年之后，中国文化人中，绝口不提鲁迅的，钱钟书是极少极少的例外。

一句话来说，很多人以为，当时著名文化人几乎没有不谈鲁迅的，钱钟书更没理由不说，可他偏偏极力躲闪，事出反常，到底在隐藏什么心思？这件逸闻，看似无聊八卦，在学术界曾引发过不少讨论与争议。

钱锺书的忽视，到底是一个莫之致而致的习惯问题，还是取瑟而歌的别有深意，确实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就我个人体会而言，这本身是不构成疑惑的。我想，这个问题之所以会出现，会引起注意，多少是因为对钱锺书为人的隔膜所致。

以钱钟书生平性情，甚少提及鲁迅，或者干脆不提，本就是极其正常的。钱锺书一生，虽然在私下对着熟人会口无遮拦，但以他一空四海的眼界、岳峙云起的自负，对同世之人，基本上都不感冒。在正式的场合、发表的文字中，几乎都闭口不谈，熟视无睹。

不说鲁迅了，我们现在所追捧的那些名公大佬，诸如陈寅恪、金岳霖、冯友兰、徐志摩、叶公超、胡适等等，本都是一个圈子中人，他都瞧不上眼，生活中也懒得搭理。他心胸所向，始终是历史上的文化伟人，这是一种尚友古人的自我期许。

他幼年时，其父钱基博就告诫他，“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 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他以后志行，确实不忘父训，“可谓孝矣”。 所以，他的《谈艺录》、《管锥编》引用书籍近万部，涉及到的人物之多也如“录鬼簿”，但绝少有“活人”的身影。

据名学者傅璇琮在《缅怀钱钟书先生》的记述，钱钟书曾对他说过：“拙著四二八页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页称吕诚之遗著，道及时贤，唯此两处”，时为1984年。这就是说，以《管锥编》、《谈艺录》之囊括四海，谈及的现代人物仅有两位，一为吕思勉，另一即为傅公。

这是钱锺书的心高气傲处。他的一生，绝少有行迹密迩的私交，对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总体态度也是轻视的，几乎懒得一提。偶尔有几个人被点名，要么就是私下闲谈说到，要么就是机锋中寓有深意。

比如，《谈艺录》感谢周振甫，确实是因为周先生为他的著作编辑花费了很多心力，他赞赏这种道义；而对钱仲联的批评，大概心理上就是觉得，“我是看得上你才批评你”。

再比如，那个年代的文人，不管是身不由已，还是乐于表现，但有言说必引圣言自重，唯独钱氏，我们只在《宋诗选注》序中，看到他为“过关” 敷衍一句带过。余潜山就说，钱钟书之“清白与干净”，当世几句绝无仅有。

这是一个自觉的选择。没有提及鲁迅，在我们看来，是一个问题；但是在他本人心中，大概也从来没觉得这算得上是一个事情吧。

从钱锺书所留下的只言片语中推断，对于鲁迅为人为文，老实说他也似乎并不看重。

钱钟书、杨绛夫妇及独女钱媛

这个问题，早年名学者谢泳先生也有辨析。据谢泳的考证，钱氏在早期的文章中，虽未直接点名，但也是频频针对鲁迅“放冷箭”的。谢先生说，解读此中的关系，是了解钱钟书的一个角度，也是探测现代某种类型文化人的一个视角。

以钱锺书博涵且专业的学者立场看来，鲁迅的学问识见，也许不但不会让他惊奇，而且是不可以信据的。比如，李国涛《钱钟书文涉鲁迅》一文中提到，1940年代，钱钟书写《小说识小》，谈到《儒林外史》时，批评说“近人论吴敬梓者，颇多过情之誉”，这个“近人”是隐含胡适与鲁迅，且更多剑指鲁迅。

1956年何其芳发表《论阿Q》，对鲁迅小说中的人物评价提出异议，受到众人非难，但钱氏却是赞成者，并举大量例子提出所谓“阿Q精神”塑造平淡无奇，在古今中外的大量作品中都能找到；他生前未公刊的《容安馆札记》第84则中，对于鲁迅所主张的直译的翻译论，相当的不以为然。

不仅学问指摘，对于鲁迅赖以成名的文学创作，他也意觉未惬。据水晶《侍钱“抛书”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