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前后的周恩来

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周恩来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协助毛泽东工作，共同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写下了不朽的历史篇章，两位伟人的亲密合作，开始于遵义会议前后，这正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周恩来功不可没。

遵义会议的召开，曾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酝酿过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战役后，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李德已毫无威信，博古不懂军事，更由于失败而感到责任重大，意气消沉。他们二人都无法继续指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挺身而出，独立支撑危局。伍修权在他的《回忆与记念》中生动地说明这一点。他说：过了湘江，“兵力就损失了三分之二，有的部队已经溃散解体，而敌人正前堵后追，重兵设围。在此危急关头，李德束手无策，只能发脾气骂人。博古也一筹莫展，只会唉声叹气。正是周恩来同志毅然挑起重担，承担了实际的指挥责任。”红军进入湘南后，正如周恩来所说的：“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见周恩来：《在延安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节录）》）在进军途中，能听取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的正确意见，破例请毛泽东参加通道会议，主持黎平会议，把毛泽东等的正确意见通过政治局会议变成了党中央的决定，起到了重大作用。他筹备遵义会议，并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保证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完成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通道会议，请毛泽东参加，给毛泽东提供了阐述自己意见的机会，改变了进军方向，转兵贵州

1934年12月初，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后，红军总参谋部立即对各部进行清点检查，并向“三人团”报告：所有部队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周恩来沉重地将总参报告递给了李德和博古。他们两人看完了报告，沮丧无奈，沉默不语。周恩来又把报告递给了朱德。朱老总悲愤地说：“不到两个月，就损失了五六万人哪！这支部队是我们从井冈山带出来的，一步一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是多么不容易哪！这样，一下子就被国民党搞掉了五六万，这是对中国革命的犯罪啊！”在一旁休息的洛甫和毛泽东听到朱德的话语，连忙过来看报告。洛甫对李德和博古说：“你们是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去，就知道一意孤行，现在是不是应当讨论总结一下了？”毛泽东说：“我看仅仅讨论和总结还不够，应该追究责任！”朱德、毛泽东和洛甫的话代表了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心声。

在这十分危急时刻，12月12日，中央部分领导人在湘黔交界的通道县城举行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有领导长征的“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共7人。毛泽东参加这次通道紧急会议，是朱老总和周恩来把毛泽东请回来参加中央负责人参加的第一次会议。这是毛泽东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第一次改变了“加里宁”的身分，参加军事决策会议。康克清在其回忆录中对此事是这样回忆的：“出了老山界，来到湖南境内，不久走到通道县的一个村子里。……中革军委在这里临时开会，研究下一步红军行动计划。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在群众的强烈呼声，老总和周恩来的推动下，会议破例请毛泽东参加。他在会上分析形势作出判断，提出改变红军原定北上湘西北同二、六军团司令部会师的打算，避开敌人为红军设下的口袋阵，向西进入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争取红军有个喘息和整顿的时机，尔后再定停止。”毛泽东对极其严重的敌情进行了分析，认为鉴于在去红二、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这对改变原定北上湘西北，向贵州进军，发挥了重要影响。在通道，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中央红军按会议精神进军贵州，打破了具有“处理一切”权力的“三人团”的权力结构。“三人团”开始分化。周恩来和朱老总一起，促使博古、李德几年来第一次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进军方向，开始对中央的战略发生了重大影响。

主持黎平会议，把毛泽东西进贵州在川黔边建根据地的正确意见，变成中央政治局决定，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道会议一结束，中革军委于当晚19时发出“万万火急”命令：全军向贵州前进。遵此命令，先头部队红二师于14日攻占贵州边防重镇黎平县城。但博古、李德仍固执己见，并通知红二、六军团说：中央红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毛泽东鉴于敌人在湘西南地区布置重兵的情况，力主放弃北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他将此意见与洛甫、王稼祥商量后，由洛甫向周恩来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建议。周恩来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并向博古转达。起初，博古不同意。周恩来说：“洛甫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是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们三人有权建议召开会议，而且他们的意见我也赞同。现在是扭转危机的关键时刻，趁敌还没上来，我们抽空召开个会议，统一认识、明确方向并作个决定。这样，有利于红军今后步调一致的行动。”此时的博古已不完全信赖李德，对执掌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大权，也已有些心灰意懒，就顺水推舟，未与李德商量，便同意了。（见王智涛：《红军洋顾问李德在长征之初》）

12月18日，由周恩来主持，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讨论红军今后战略方针的会议。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把灯点上。”博古尽管自己的意见被会议所否定，还是服从了会议决定。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中革军委在当天决定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撤销八军团，并入五军团。第二天，朱德、周恩来为执行这一决议作出行动部署。这一决议及其实行，使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避免陷入绝境。

出席猴场会议，巩固了黎平会议决定，排除了李德，为开好遵义会议进一步作了准备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又在瓮安的猴场（今草塘）召开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王稼祥、邓发、李德等。周恩来主持了会议。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指权，从组织上改变了李德取消军委的集体领导、压制军委内部不同意见个人包办的状况，为开好遵义会议进一步作了准备。

筹备遵义会议，并在会上作自我批评，勇于承担责任，全力举荐毛泽东来领导红军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第二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