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防疫卫生运动（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江西苏区经受了三次反“围剿”战争，接连不断的战争导致很多尸体来不及掩埋，时间一久就腐烂于荒野。特别是国民党军毫无纪律，在苏区大烧大杀，人粪马屎随便乱拉，凡是他们经过或居住的地方，臭气熏人、污秽不堪。最狠毒的是他们打不赢红军，逃走前将许多死尸故意抛露在工农群众家里，意图制造瘟疫，危害群众生命，削减苏区革命力量。果然，在1932年初，瘟疫终于爆发，富田最为严重，最为可怕。《红色中华》报道说“最近富田一带，传染病非常厉害，甚至一天死六十人左右，受传染的人发寒热、抽筋、吐泻，不到一二天，厉害的不到几个钟点，就可把生命送掉”。

为迅速扑灭疫情，1932年1月12日，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第四次常委会，讨论了防疫问题，决定“举行全苏区防疫卫生运动”，并指示“由军委会的军医处拟定办法和条例”，并成立了由各级内务部兼管的卫生工作领导体系。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在《红色中华》发表了专题社论《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指出：“现在春天快到了，一切瘟疫很容易发生。他的传染性是非常之快而且很危险的，轻者损害人的健康，重则牺牲无数人的生命”，“这一问题如若发生或发展，不仅危害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而且要影响到阶级战争的力量损丧。”他号召全苏区各级政府、群众团体、红军、医务人员一起领导工农群众起来做预防瘟疫的卫生运动。3月，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第二号训令《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防疫的卫生运动》，并公布《苏维埃区暂行防疫条例》，同时附有《卫生运动指导员工作纲领》，指示各级政府按照要求领导工农群众热烈地举行防疫卫生运动。

1932年1月13日，《红色中华》报社论《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

在组织领导方面，《卫生运动指导员工作纲领》指示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卫生运动委员会或卫生运动组来管理和监督本区域内的卫生防疫事项，分配卫生组长及卫生委员到群众家里宣传卫生的重要和瘟疫的危险，依照《条例》解释并指导防疫的方法。每星期或十日召集卫生委员开会，汇报工作成绩及发现的各种病症与困难问题。组织各乡村的儿童团员及少先队员进行捕蝇竞赛，十天结算一次，每月总结一次，优者由当地政府酌量给奖。对于江西灾区，中央政府内务部专门购买了一部分药品，如碘酒、痧丸、仁丹之类，派给江西灾区的指导员，可以携带少许供日常使用。非灾区之各县，则由各省苏及各县苏卫生部负责购买中西药品、石灰及捕蝇器具等交给指导员下乡时使用。

在党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各级苏维埃政府大多都能贯彻执行中央的指令，领导工农群众开展防疫卫生运动。但是，由于当时的卫生医疗人才缺乏，卫生领导机构尚未健全，加之支援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等任务繁重，有的地方对卫生防疫工作认识不足，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如江西省1932年11月在给中央政府的工作报告中说：公略卫生防疫工作，虽然建立了卫生委员会，从未进行工作。在县设立的疗养所缺乏药材与人才，近来瘟疫发生而死亡者1167人。安远对于这一工作未闻谈及，如含沙区发生痢症死亡10余人……

《红色中华》报关于怎样预报瘟疫的报道

与地方的防疫卫生工作不同，红军中卫生工作人才相对充足，卫生工作领导机构相对健全，更重要的是红军是有铁的纪律的队伍，所以，虽然一直处在紧张的行军作战中，但红军指战员能认真贯彻党和中央政府的指令。1932年9月，中革军委总卫生部召开了各军团、军区、师卫生机关负责人参加的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卫生会议，确立了以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指导方针，并通过了总卫生部提出的《关于卫生工作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规定了卫生、防疫和卫生宣传的内容和方法。为引起全体指战员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视，中革军委又在1932年10月10日颁发了“开展卫生运动”的训令，要求各级指挥员、政工人员和卫生人员“要鼓起摧毁敌人的精神和勇气，消灭痢疾、疟疾和下腿溃疡等时症”。因此，红一方面军的各伙食单位普遍地建立了由3至5人组成的卫生委员会或卫生小组，大力开展了卫生运动，消灭卫生死角，做到不吃生冷不洁食物及有刺激性的辣椒，不赤脚，不随地便溺，经常洗澡、洗衣、理发、熏蚊和大扫除。而且中革军委总卫生部还开办了卫生员训练班，经过两期的集中培训，强化了认识，提高了卫生防疫水平。受训的卫生员回到连队后，专负连上的卫生责任。这是我军在连设卫生员的开始，为开展军队基层卫生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红军队伍不仅自己开展卫生防疫运动，还帮助驻地群众开展卫生运动。红军每进驻一个城镇或乡村，总会张贴标语、组织宣传，发动青年、妇女、儿童行动起来开展卫生运动，并带头搞好环境卫生，不但对群众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而且密切了军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