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两次嘱托身后事：与周恩来合用同一个骨灰盒

1978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57周年纪念日。这天一大早，邓颖超就嘱咐秘书赵玮，准备好纸和笔。赵玮将纸笔准备好后，心想大姐今天要写什么呢？邓颖超似乎看出了赵玮的疑问，笑着对她说：“等一会儿我写出来你就知道了。今天是党的生日，我要给党中央写一封信，对我的后事做一个安排。”

1982年6月，邓颖超又对这封信进行了补充。信是这样写的：

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员。1925 年 3 月天津市党委决定我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遗体解剖后火化。

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 1956 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

不搞遗体告别。

不开追悼会。

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做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以上是 1978.7.1 写的，此次重抄再增加以下两点：

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

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他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以上两点，请一并予以公布。

邓颖超

1982.6.17 重写

同年11月，邓颖超又委托工作人员和所在党支部，办理自己身后的一些事情：

委托下列几位同志办的事项：

由杨德中、李琦、赵玮、张佐良、高振普、周秉德组成小组，请杨德中同志负责主持，赵玮同志协助。

关于我死后简化处理，已报请中央批准外，对以下几件事由小组办理：

一、在我患病急救时，万勿采取抢救，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及有关党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

二、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

三、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住的房子，由原公家分配，应仍交公处理。周恩来同志和我历来反对搞我们的故居。

四、所有图书出版物，除由中办发给恩来的大字理论书和历史书籍，仍退还原机关外，其他的交共青团中央酌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用。

五、我的文件，来往通讯，文书之类的文件，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清理酌处；我和周恩来同志所有的照片也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存或酌处；关于我的讲话、谈话录音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存处。

六、有些遗物可（交）公的均交公或交有关单位使用。

七、我个人的遗物、服装、杂件，交分配合用的及身边工作同志、有来往的一部分亲属，留念使用。

以上诸事，向委托办理的同志，先此表示谢意！在以上范围以外的其他物品统由小组同志议处。

邓颖超 1982.11.5

信中提到的6个人，杨德中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琦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张佐良是当时的保健医生，高振普是警卫秘书，周秉德是亲属代表。

邓颖超再三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我死后，你们一定要保证给我穿上平时穿过的那套旧衣服，用恩来用过的骨灰盒装我的骨灰。骨灰盒只是一个形式， 骨灰撒掉了，骨灰盒就没用了，如果再买新的太浪费。有一个就行，这也是为国家节约一点钱。”

1985年9月，81岁的邓颖超主动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87年10月，在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她又辞去了中央委员职务。1988年8月，在圆满完成六届政协的工作后，她不再担任党内外任何领导职务了。

但生老病死这一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更改。邓颖超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她被送进了北京医院。1992年春节前，周秉宜带着女儿去看望伯母，此时的邓颖超只能靠输液来维持垂危的生命。

◆赵玮捧着邓颖超的骨灰盒离开西花厅。

1992年7月11日早晨，邓颖超陷入昏迷。她没有再醒来，享年88岁。

邓颖超逝世后，遵照邓颖超的遗愿，赵玮取出保存了16 年的那套旧西装，和同志们一起，流着眼泪，把西装缝补好。然后，仔细擦拭了精心保存了16年的周恩来的骨灰盒。邓颖超就是穿着这套旧西装，用总理的骨灰盒而去的。

1992 年7月18日，按照邓颖超的遗愿，她的骨灰撒入天津海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