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热点问题策论文全面两孩政策生成记：15年接力推动 学者三次大规模建言

顾宝昌说，这些试点结果让人口学家对全国范围内的生育政策调整更加自信。学者们相信在更广大地区的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必将有利于中国人口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意识到网络的巨大力量后，李建新又通过博客、微博，在网络平台上持续发声。

2005-2006年期间，课题组对这四个共有840万人口的试点地进行了走访调研，并将调研报告结集为 《800万人的实践》出版。

学者们历时一个月，九易其稿，最终形成了一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 取消对的生育》的书，与会的学者中有39位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但“单独二孩”申请人数大大低于预期的现实，让许多学者感到形势紧迫。

2004年4月，课题组撰写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认为中国应逐步过渡到每对夫妇生育二个孩子，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不会造口失控”。

加入到民间推动者行列中的，还有“和平英语”创始人洪秀平和学者何亚福。何亚福在网上非常活跃，擅长用形象的事例和浅显易懂的语言，带人们走出人口问题认识的误区，拥有大量拥趸。

2015年10月29日晚7时，十八届五中全会出台“全面两孩”政策不到两小时，已经退休的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梁中堂的电话就响个不停。这天晚上，他一共接受了国内外十几家的采访。

争论中，山西翼城的二孩试点成为最好的研究样本。1980年代中后期，甘肃酒泉、承德和湖北恩施也陆续承担了放开二孩政策的试点工作。

2012年4月，梁建章与李建新、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黄文政合作出版了《中国人太多了吗?》 ，2014年7月再版时名字变成了更为直接的《中国人可以多生》。此外，梁建章还在网上开设名家专栏，经常与黄文政合作文章，人口常识，解读热点人口问题。

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称，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创造了较长的人口红利期。研究表明，以来，我国人口红利对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20%。

此次签名的学者中，又增加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等8位学者。近些年来，他们亦成为政策调整的积极呐喊者。

2007年全国“”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等29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提案，要求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政策。

彼时，年轻的梁中堂刚调入山西省委党校经济教研室工作。恰逢中央要求在党校开人口理论课，这个差事落到了梁的身上。

修正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核心内容是明确 “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核心提示：从“只生一个好”到“单独两孩”，再到“全面两孩”，生育政策逐步调整。修正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核心内容是明确 “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2015年12月3日，上海中山公园草坪，二位小朋友在玩泡泡。 澎湃新闻记者 朱伟辉 图

调研结果显示，这些地区在比较宽松的生育政策下，多年来人口保持低增长，总和生育率低2，并没有因政策较宽松而引发生育反弹，也没有发现多孩生育增多问题。

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常委会表决通过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全面两孩”政策以法律形式确立，并将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实施。

调研结果显示，这些地区在比较宽松的生育政策下，多年来人口保持低增长，总和生育率低2，并没有因政策较宽松而引发生育反弹，也没有发现多孩生育增多问题。由此证明，“允许生育二孩，人们就会生育三孩”的推断并不符合实际。

总和生育率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为2.2左右才能每代人的数量稳定。低于这个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意味着，人口将进入人口负增长的风险中。

2009年5月，“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与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合作举办了第二次生育政策座谈会，来自的32位学者围绕人口形势和生育政策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2001年5月，由顾宝昌牵头的“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在上海郊区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课题组包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国家计生委前司长张二力、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郑真真研究员、上海计生委前主任刘永良等18位学者。

易富贤于是变身为一个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积极呼吁者。这些年他在多种内参、智库报告上发表了数十万字文章。他还频频给大学教授、全国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省部级官员们发送人口学资料和他撰写的书籍《大国空巢》的简易版连环画、幻灯片。

“在国内都说中国人能生，但到美国后才发现，这里的华人是最不愿意生的。”易富贤说，他发现一些美国人生三四个很常见，但在美国的华人往往只有一个孩子。

这份报告被中央转到了国家计生委后遭否决。幸运的是，梁的观点得到了当时在国家计生委政策研究处工作的张晓彤和中国人口情报中心工作的马瀛通的肯定，他们给国务院写了题为《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的研究报告。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起于上世纪70年代，并以1980年《中央关于控制人口增长致全体员、共青团员的》发布为“一孩化”确立的标志。

这份《》也引起了一些质疑，包括生育水平与生育政策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低生育水平主要归因于严紧的生育政策，政策一旦放宽，势必造成生育反弹，人口失控。

根据自己的调研结果，梁中堂在会上，在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基础上，将两孩的间隔控制在8-10年，亦可以完成国家制定的人口控制目标。但在当时的氛围下，他的发言显得曲高和寡。

当时，全国已经15年未进行人口普查，梁中堂形容偌大中国对如此重要问题的认识“像个文盲一样”。

顾宝昌说，人口学界此时对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认识，比2001年课题刚刚启动和2004年撰写第一份书时，都大大地向前迈进了。

政策调整不是简单的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是一批批人口学专家和社会人士推动和呼吁的结果。

梁中堂说，翼城县的试验从一开始就是“偷来的锣鼓——敲不得”，在极为封闭的状态下运行了20多年。

随着我国总和生育率的持续走低，学界意识到其中潜在的风险，呼吁调整政策的声音渐起。

1985年春节，梁中堂再次中央，希望批准自己一二个县里进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试验。

黄文政与王丰和陆杰华负责人口与资源部分的论证，对总和生育率和人口趋势有深入研究的郭志刚、蔡泳和乔晓春负责人口形势部分的论证，对法律和熟悉的湛中乐、郑真真和孙晓明负责人口与治理体系部分的论证，对经济问题有着独到见解的梁建章、左学金和彭希哲负责人口对经济的影响部分的论证。

据学者们转述，批示意见称：这些问题事关长远，事关千家万户，要作战略谋划;对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的形势做很好的研判，准确把握形势，更好服务中央决策;要充分听取相关方面的意见，形成方案。

书呼吁，我国生育政策的转变已经长期滞后于客观形势变化，应尽快在全国放开二孩生育，不再争议、不再拖延，并及时修改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全面取消对城乡家庭生育数量的。

与此同时，“一孩化”的计划生育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铺开，并持续几十年。

去年年底召开的一场生育政策座谈会，被认为是推动“全面两孩”政策的“临门一脚”。

“一孩”政策育率持续走低

再，中央领导批示

医务工作机会让他得以看到许多材料，他发现不育不孕症将成为人类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病的第三大疾病，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不育不孕症发病率增加了10倍。他说，如此高不孕不育发病率之下，再生育已无必要。

梁建章在斯坦福大学读博士期间研究创业问题时曾去日本调研，当时就意识到人口与创业存在强相关。后来他得到一些数据，发现经济学界并不晓得中国的人口数据情况，而掌握人口数字的人口学界并不了解人口下降对经济的。梁建章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资源更深一步去研究这一问题。

梁中堂是两孩政策的先行者，他曾长期在山西翼城县观察“晚婚晚育加间隔两孩”政策的试点情况。

易富贤

30多年前，在梁中堂的建言和斡旋下，“一孩化”政策保留了一个可以生育二孩的“人口特区”——山西翼城县。位于山西南部的这个盛产小麦的传统农业县，成为30多年来对比观察中国人口形势的一个难得的样本。

易富贤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1999年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如今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妇产科系的一名Senior scientist(相当于正教授级研究员)。

7个月后的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中国将全面启动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但早在1978年10月26日，中央批转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报告中就第一次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随后，人口学界与政策决策部门，开始紧锣密鼓为政策的落地做准备工作。

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是其中的“先锋”。2009年，他在网上发表《生育政策，天塌不下来!》的文章，获得十多万的点击量，这远远超出了一般学术刊物的影响力，让李建新倍感意外。

李建新说，长期以来人口学界的观点都限于圈子内，“每次开会都是这么几个人，我知道你什么观点，你也知道我什么观点，然后吵一吵就过了。”

这就是2012年7月召开的一场人口问题研讨会。研讨会的一大是，由院教授湛中乐起草了一份致全国的，呼吁修改计划生育法。湛中乐曾参与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起草工作，随着人口形势的变化，他对待生育问题的态度发生转变。

早在2006年，何亚福就开始收集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系方式。每年前，何亚福会给他们发去邮件，请他们能提调整计生政策、放开二胎的、提案。

实际上，在体制内学者意识到需要在大众中推动公共政策讨论之前，民间讨论的声音以网络为阵地，已经颇具影响。其中的旗帜性人物，当属易富贤。

2013年底，“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允许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这被视为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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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顾宝昌、王丰和彭希哲等学者发起的“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暨第三次生育政策座谈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此次会议比2009年的第二次研讨会规模更大，讨论的议题亦更为深入。

梁建章在人口问题上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当许多人提到人口问题时，往往聚焦人口结构，如性别比及青年占比失调等，进而认为处理好结构的均衡，人口问题就可以解决。但梁建章提醒，不要忘记了人口规模的“集中效应”——某些新的需求和创新总是出现在人口规模超过10亿的国家，因此国家经济的发展应该有与之匹配的人口规模。

2012年，易富贤回国举办，这些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口学者、企业高管、专家有机会聚集在一起，并商议形成更大合力，努力影响和推动政策的调整。

2009年以后，关于政策的讨论进一步宽松。当年期间，人民网征求E提案，易富贤提交的《停止计划生育，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三千多个提案中高居榜首。

民间人士的疾呼

“全面两孩”政策发布当天，顾宝昌正在浙江做计划生育服务转型的调研，他说，当前人口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扭转人们对人口形势和工作方向认识的转变依旧任重道远，“全面两孩”并非政策调整的终点。

梁中堂

此后每年“”，有关调口政策、修改计划生育法的和提案，都会成为竞相报道的热门话题。许多代表、委员，更多连续多年提交相关和提案。

随后，梁中堂开始在山西晋中和运城地区进行调查，并为1979年12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人口学会议准备论文。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孩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也逐渐显出与我国人口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一面。

学界、再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原常务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说，这次会议上学者们都积极发挥各自所长，为最后的建言贡献了自己的研究。

2009年的建言后，包括顾宝昌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意识到，必须从学术圈大众，以推动人口政策的公共讨论。

2012年，就人口增长理论问题，李建新与一位知名评论家在网上公开争论和辩驳，双方你来我往持续了多个回合。

从2000年至今，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复旦大学“千人计划”特聘教授王丰等人牵头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建言行动。

李建新说，虽然许多观点在人口学界已是共识，但外行和并不了解，这次论战成了常识的好机会。

体制内学者们的不断建言，民间人士的科普启蒙，最终为影响决策层的一系列行动。

梁建章将自己的微博名改为“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以便网友通过醒目的标签意识到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如今，他的微博拥有64万粉丝，所发言论极少涉及工作单位，多是与人口问题相关的内容。

而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杨文庄曾透露，自计划生育被确立为基本国策以来，我国少生了4亿多人。

澎湃新闻采访了多位人口政策调整的“推手”，他们中既有紧跟决策的智囊，也有散落民间的草根研究者;既有国内“不务正业”的企业家，也有身在海外心系民族命运的学者。多年来，他们或通过体制内渠道向决策层不断建言，或以网络为阵地大声疾呼启蒙，成为推动政策调整的重要力量。

根据讨论，课题组再次提出了《关于我国人口政策调整的再》。明确提出：“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个孩子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孩的条件下，中国应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孩生育。”

这次，中央把梁的报告转到国家计生委，国家计生委又将报告批转到山西，最终山西省委、省同意在山西翼城进行“晚婚晚育加间隔两孩”的试点。

11月初，习在“关于十三五规划的说明”中对为何实行“全面两孩”政策做了清晰阐释：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高龄少子特征，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明显降低，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养儿防老的社会观念明显弱化，少生优生已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可以通过进一步生育潜力，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

随后，两位时任中央主要领导做了批示，“请有关部门测算并代中央起草一个新的文件，记处、局讨论后发出。”

书于2015年2月上递后，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于2015年3月做出批示。

1992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首次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此后持续走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8。

这些学者在体制内和社会上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很大的影响力，具有一定话语权，三次建言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政策调整的步伐。

2012年时，“携程旅行网”掌门人梁建章也加入到了民间呼吁者的行列中来。梁以其明星企业家的身份，影响了更多经济学界人士人口观念的转变。

2013年5月，洪秀平联合梁建章、黄文政等人，创办了“人口与未来网”和“人口与未来”微信群，让学者们有了一个固定的发声和交流的平台。

法律修正的背后，是党和国家的决策者对人口形势认识的巨大转变。从“只生一个好”到“单独两孩”，再到“全面两孩”，政策的一步步调整是为了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增加劳动力供给、减缓人口老龄化。

在计划生育已作为基本国策写入《》后，梁中堂又于1984年春节前后将一份名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报告给。

十二届全国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27日下午在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反法、反家庭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表决通过了全国常委会关于修改教育法的决定、关于修改高等教育法的决定、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国家习分别签署第36号、37号、38号、39号、40号、[详细]

从“只生一个好”到“单独两孩”，再到“全面两孩”，生育政策逐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