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时14万中国劳工闯欧洲，娶3000法国姑娘，死后墓碑一致朝东

1914年7月28日一战爆发后，一群群高大俊俏的中国男青年被依次带入外国兵站中央的一间屋子。在房间里他们一丝不挂，按统一的方式接受洋医生们的仔细检查。既包括身高、牙齿这些外在条件，也还有肺结核、支气管炎、沙眼等内在疾病。足足有21项之多。他们可不是在选秀，而是为了去欧洲支援打仗。

话说一战爆发后，北洋政府为了遏制日本在华的侵略扩张，主动参加到英、法、俄的协约国一方来，对德宣战。而当时的英、法、俄等国则因战事紧缺劳动力，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便要中国派遣劳工到欧洲战场代替士兵作战，这就是“以工代兵”计划。

出国打工在现在虽然看来不算稀奇，但在当时却是个新鲜玩意。如何吸纳年轻优质的壮劳力呢？一个字：钱！

据当时的《招工合同》，赴欧的中国工人每月可以领到12块大洋，另外还有10块大洋的养家费专门给他们在中国的家属。当时1块大洋就能花好久，一下挣这么多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于是许多淳朴老实、任劳任怨的年轻小伙怀揣着改善家庭的希望，就上了外国人的船。

当然这里面并不都是文化水平低的下大力，也有少部分是为了“开眼看世界”，例如来自山东的马春苓、孙干，他们去欧洲之前本是乡村教师，出国则是为了考察欧洲、改善教育。值得一提的是，劳工中一半以上都是来自山东，因为英、法等国都想要身体素质好、适应能力强而又吃苦耐劳的工人。

就这样，经过层层筛选之后，整个一战期间英、法共招募到了14万华工。这里面约有10万人划到了英军的中国劳工旅，4万人给了法军指挥。他们大部分都服务于法国战场，被称为“西线华工”。与之对应的叫“东线华工”，则是由俄国招募的服务于俄国本土和远东一带。

其实去西线战场的路途是很波折的。英、法为了压缩成本，把华工塞到很简陋的船上，一路漂洋过海，首先跨越太平洋，然后要借道加拿大，再横跨大西洋到达法国。因为加拿大要对过境的华工收人头税，英、法为了省钱则想尽办法“偷渡”华工。

就这样，华工们忍受了颠簸的大海、恶劣的环境，甚至是疾病和敌军炮火的威胁，在至少损失了3000多同伴的情况下最终抵达了法国。到了法国之后，华工们的身影遍布战场的前后方，有的挖战壕、修铁路，有的在火药厂、兵工从事体力劳动。因为华工的勤奋好学能吃苦，效率在外国劳动者里是最高的，有些甚至在战后成了修理坦克飞机的熟练工。

华工在法国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是语言不通，容易与外籍人员闹误会。再一个就是吃不饱，英法的作战部队也面临食物短缺，华工则只能供应蔬菜、土豆、芝士一类的，给的肉还缺盐。这让出卖劳动力需要补充主食的华工经常饿肚子。加上想家，以至于他们碰到会说汉语的外国人就会问“现在哪一边打赢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回中国？”

尽管条件苛刻，但他们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业余时间他们开始跳秧歌、玩杂技，甚至举办风筝比赛、戏曲表演。另一方面也开始接触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比如学习他们的语言文字，学踢足球、打排球、下国际象棋等等。前面说到的马春苓、孙干等，就坚持记日记，利用间隙考察欧洲教育，甚至是举办培训班“扫盲”。

到了1918年11月11日一战结束后，华工们并没有立刻返回家乡，而是从事清理战场、埋葬死者和战后重建等工作。大多数华工坚持到了1919年、1920年才得以回家团聚，还有的甚至服务到了1922年。

据记载，战后英国一共颁发了60万枚战争奖章予以纪念和表彰。大部分欧洲人得到的是银章，而中国劳工只拿到了铜章。这些铜章最特殊的地方是在侧壁刻着英文单词“chinese”和一串阿拉伯数字，分别代表劳工的国籍和身份编码。

大部分华工由于没有军籍，完成任务之后便被遣返回国了。回国后的华工用自己的见闻做出了自己的改变。例如他们在上海成立了归国华工工会，开始组织工人运动。马春苓和孙干则以自己的见闻日记写成了《游欧杂志》、《欧战华工记》等，在家乡继续践行自己的教育理想。

还有大概约三千华工，因为种种原因，则留在了法国。本身身高相貌条件不差，加上性格好、工作好，和那些酗酒、懒惰、多情的法国人形成鲜明对比，自然得到法国姑娘的青睐。

尽管当时法国内务部曾特地布告全国女性，宣扬所谓的“轻易嫁与，将贻误终生”，奉劝法国女人不要和中国劳工结婚。还有部分排华的法国媒体推波助澜，夸大其词。但许多法国姑娘们还是用身体投了票。而这些留法的华工，则成了第一代法国华侨。

多年以后，这些留在法国的华人劳工们，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客死他乡，但他们的墓碑却一致选择朝向东方。因为，在他们心中，东方遥远而炙热的土地，始终有自己的根和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