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开国功臣“姜子牙”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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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开国功臣太公望
西周开国功臣太公望
读过古典神魔小说《封神演义》的读者，一定记得书中那个秉承天意辅周灭商，又手捧杏黄旗登坛封神的老翁姜子牙。旧时民间称姜子牙为姜太公，许多人家门上贴着写有“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字样的红纸，似乎只要亮出他的名号，一切妖魔鬼怪都会退避三舍，即使家中有人言行不慎，得罪了神道，也不会招来灾祸。《封神演义》叙事多涉荒诞，民间传说中姜太公的事迹也往往带有迷信色彩，都不能信以为真。那么，历史上是不是真有姜太公其人呢？有的，他就是西周的开国功臣太公望。
姜子牙剧照
炎帝后裔 吕氏族长
太公望据说是炎帝之后，姓姜，名尚，字牙。他的祖先在虞夏之际因协助大禹治理水患有功，受封于吕（今河南南阳市附近），这一枝就以吕为氏。上古时姓与氏是有区别的，“姓所以别婚姻”，用来表示血统，“氏所以别贵贱”，用来表示身分，“男子称氏，妇人称姓”（《通志·氏族略》），所以太公望在先秦两汉的经传、史籍、子书和辞赋中往往被称作吕尚、吕牙、吕望、吕太公，却不作姜尚、姜牙、姜望、姜太公。至于他为什么又叫“太公望”，我们到后文再作说明。
太公望本是什么地方人呢？《吕氏春秋·首时》说他是“东夷之士也”，《史记·齐太公世家》说他是“东海上人”。古代泛称中原之外东方地区的少数民族为“夷”，“东海”正是东夷之地。可能吕氏子孙繁衍流散，其中某个支系后来迁徙到东海之滨与夷人杂居，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相当势力的一个集团，而太公望正是这个姜姓吕氏集团的头面人物，具有大族长的身份。所以《孟子》等书提到豪杰归周，都把他与诸侯之子伯夷同时并举。
关于太公望早期的经历，存在着一些歧异的说法，《史记·齐太公世家》就记有两个“或曰”：一种说法认为他本是隐居海滨的处士，因为“西伯（周文王）贤，善养老”，所以前去投奔。另一种说法认为他博学多闻，曾经侍奉商纣王，因纣王暴虐无道，失望而去，又游说诸侯，仍然得不到重用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最后西行而归附周文王。还有人说他因穷愁潦倒、曾被老妻所抛弃，卖肉于商纣的都城朝歌（今河南淇县），又肉臭不售，钓鱼于棘津（今河南延津东北），偏偏鱼不食饵，织席贩卖，也销不出去（见《战国策·秦策五》及其韦昭注）；种地所得，不能抵偿所下的种子，捕鱼所得，不能抵偿鱼网的价钱（见《说苑·杂言》）。诸如此类的故事，在战国秦汉流传颇广，屡见记载。但多属策士说客的夸饰之词，未必都是事实。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太公望这样一个“治天下有余智”的才能出众的人，在商末却长期不得志，他之能成为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是在归附周文王，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灭商的斗争中去以后。
西行入周 辅佐文王
周部族以善于经营农业著称，原先曾臣服于商王朝，到商王朝后期，在周文王这一有为之君的领导下，周人的实力迅速扩展，成为商王朝的劲敌，双方攻伐不断。殷虚晚期卜辞屡屡卜问“寇周”能否得胜，周原卜辞也有与商人交战的记录。为了进一步壮大势力，周文王尽力争取盟国，招徕远人，不仅当上了西部地区众多诸侯国和部族的共主，而且还联络了东方的一些反商力量。居住在北海之滨的伯夷和居住在东海之滨的太公望先后前去投效，正是周文王政治上的胜利。
周文王与太公望的结识，有一段著名的传说。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通“干”，有所求而请见）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彲（音chī，通“螭”，无角的龙），非虎非罴（pí，熊的一种）；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北岸），与语，大悦，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之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史记·齐太公世家》）
周文王所说的“先君太公”，是指他的曾祖父公叔祖类。他与吕尚交谈后，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帮助自己成就霸王之业的人才，也正是公叔祖类所盼望的能够兴周的圣人，就称吕尚为“太公望”。从此，太公望就成了周文王的智囊。这一传说历来被看作是君臣遇合的佳话，但其中显然也有后人添加的枝叶。清代的汪瑗就认为这一故事是好事者为之，“太公”应是“因吕尚年老而称之”，“望”、“尚”音相近而义相通，应是“太公之名后世流传之讹”。（见《楚辞集解》）不管怎样，事实上文王得到太公望的辅佐，是如鱼得水，太公望入周以后也得到了一展身手的用武之地。
太公望主张修德政以安内，施奇计以谋商。《说苑·政理》记载太公望曾对文王发表议论说：“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他认为要兴王图霸，必须富民富士，统治者如果只顾充实自己的府库，那么上溢下漏，国力决不可能强大。文王听后当天就下令“发其仓府，以振鳏寡孤独”。当然，侈谈“王”“霸”，是战国时的风气，这段话看来又是后人的伪托，但爱士爱民，修善行德的确是太公望的主张，正因为周文王在太公望的辅佐下贯彻实施了这些主张，所以周虽然与商相对而言是个小国，却内政修明，士众一心一德，显示出一派蓬勃向上的景象。为了削弱商王朝，太公望想了许多办法，“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当时商王朝奴隶主贵族与奴隶及平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奴隶主贵族内部也明争暗斗，离心离德，商纣王又用兵夷方，国力消耗很大。《孙子·用间》提到“周之兴也，吕牙在殷”，这是说太公望曾亲自去商王朝的中心地带充当间谍，掌握了大量商王朝内部状况的情报。他又采取剪除羽翼的策略，建议周文王先后攻灭忠于商王朝的诸侯国密须、黎、邘、崇等，“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见《史记·齐太公世家》）。
奋战牧野 进军灭商
文王晚年灭商的条件已经成熟，其子武王继位后便积极完成灭商的事业。有些古书记载武王奉文王遗命尊太公望为师，称之为“师尚父”或“尚父”。武王尊太公望为师或系事实，但“师尚父”之“师”，应是官职，“尚”是私名，“父”则是男子美称。西周铜器铭文中有“师和父”、“师毛父”、“师俗父”等，都是主管军事的高级官员。如果武王时太公望又称“师尚父”，这说明他当时已担任了直接统率军队的大将。武王继文王之业，用太公之谋，“悉索薄赋，躬擐甲胄，以伐无道以讨无义”（《淮南子·要略》），即位后二年，就东征伐纣。军队将要渡河，太公望左手执象征军队指挥权的黄钺，右手执用以发号施令的白旄，下令全军：“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今文尚书·泰誓》）周军顺利地渡过黄河，到达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据说有八百诸侯不期而会，赶来加入武王伐纣的阵营。但武王与太公望度时审势，认为当时还没有把握一举灭商，决定回师另候时机。
又过了二年，太公望根据所得的情报，知道商王朝“谗慝胜良”、“贤者出走”、“百姓不敢怨诽”，“其乱至矣，不可以加矣”（《吕氏春秋·贵因》），请武王再次出兵，武王“遂率兵车三百乘，虎贲（勇士）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史记·周本纪》），一路上还会集了许多同盟诸侯和部族的军队，举行了誓师典礼，出师之后，武王进行了卜（用龟甲占凶吉）筮（用蓍草占凶吉），得到的结果是“大凶”，太公望扔掉蓍草，踩坏龟甲，说：“枯骨死草，何知而凶！”（见《论衡·卜筮》）坚定了武王继续进军的决心。商纣王因大军正在同夷方作战，来不及调回，只得临时把奴隶和夷方战俘武装起来开赴前线迎战。二月甲子那天清晨，两军在距离朝歌七十里的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决战。太公望亲自率领勇士冲向商军阵前挑战，武王“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见《逸周书·克殷》）。商军本无斗志，大批奴隶兵阵前倒戈，投向武王。周军乘胜进占朝歌，纣王自焚而死，称雄数百年的奴隶制王朝商代就此灭亡，我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朝代——西周诞生了。
《诗经·大雅》中《大明》一篇可以看作是西周王朝的开国史诗，诗中描写牧野之战道：“殷商之旅，其会（通“旝”）如林……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商父，时维鹰扬。”意思是说：牧野战场平整广阔，殷商的军队人数众多，他们的旗帜高耸如林，但周军士气高昂，战车色彩鲜明，驾车的战马健壮有力，师尚父英勇作战，像雄鹰一样奋扬，大展雄才。太公望的功绩被周人咏之入诗，并列入在宗庙祭祀和朝会宴饗时演唱的《大雅》之中，这说明他在灭商的斗争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受封齐国 肇建大邦
灭商以后，武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巩固胜利，比如革除暴政、散放纣所聚敛的粮食财物以救济贫民、笼络商旧贵族、表示“与天下更始”等等，这也是“师尚父谋居多”。当时，怎样统治所征服的广大地域，是摆在西周统治集团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武王以及在武王死后摄政称王的周公采取“封邦建国”的办法，分封宗室贵族和异姓功臣为诸侯，这实际上是进行部落殖民。太公望因为功最多，首先被封于齐，建都营丘（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北），封国面积很大。
齐地在今山东中部偏北，太公望起初留在西周朝廷辅相王室，过了相当一段时期以后才东行就国。到达自己封国后不久，他就击败了前来争夺营丘的莱人，向山东半岛地区扩张疆土。后来殷人的残余势力勾结西周王朝内部的反对派管叔、蔡叔拥护商纣之子武庚作乱，周公东征，太公望作为王室外藩积极参与平定叛乱的军事行动。西周朝廷派遣召公授权太公望“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穆陵（今湖北麻城北），北至于无棣（今河北卢龙）”，在这一范围内可以自行征伐。（见《左传·僖公四年》及《史记·齐太公世家》）在镇压管蔡武庚之乱的战争中，太公望吞并了一些原先与商王朝有较深关系的国族，进一步扩大了齐国的地盘。
在内政方面，太公望因地制宜，简化礼仪制度，尊重当地居民旧有的风俗。齐地滨海，就发展渔业和盐业，又大力提倡手工业和商业。在他的勉励倡导之下，齐国的纺织、刺绣、编织、缝纫等女工制品“极技巧”，行销天下。由于齐国迅速富强起来，“海（东海）岱（泰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见《史记·货殖列传》和《齐太公世家》）另外，太公望治国与周公主张的“亲亲上恩”不同，强调“尊贤上功”（《吕氏春秋·长见》），也就是要限制宗室贵族的特权，重用重赏有才有功的人，认为这才是兴国之道。他反对“不服兵革而显，不亲耕耨而名”，而且执法明决，曾果断地处死了自称无求于人、不承认国家权威的狂士狂矞、华仕兄弟（见《韩非子·外储说柔和和右上》），真是如此的话，他的所作所为已带有战国法家的意味了。正因为始封之君太公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齐国始终国力强盛，到了春秋时期能够首先称霸，战国时期也是“七雄”之一。
据古本《竹书纪年》，太公望死于周康王六年。《荀子·君道》说他七十二始遇文王，汉时更有“吕望九十为文王作师”的说法。如太公望真是年逾古稀才入周辅佐文王，那么到康王六年去世时至少也有一百二十岁，这不大可能。而且从牧野之战中他曾亲自冲锋挑战一事来看，那时也不像是个衰朽老翁。战国以后的著作把太公望的年龄尽量往高处说，有其可疑之处，但“吕望使老者奋”（《淮南子·说林》），这却成了有志不嫌年高、大器晚成的美谈。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1986年第6期“人物春秋”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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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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