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历史见证

　　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华民族历史，这在地方的历史发展中也表现得非常清晰。新近拜读了丹曲教授撰写的《藏传佛教萨迦派发展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21年），感受颇深。该书的重要特点在于凸显了浓郁的中华文化地域个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特征，揭示了藏传佛教的特质，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体现了历史上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书写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篇章，奠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历史基础。大量考古研究表明，在旧石器时代末期，人类就开始居住在青藏高原的羌塘地区。石器时代的文化与黄河中上游和长江中上游乃至西南滇文化间有着密切交流和互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交往交流交融的趋势更加频繁和明显。

　　7世纪初，是地方有明确记载的历史开端。于641年（贞观十五年），松赞干布迎娶了唐文成公主，开启了唐蕃“舅甥”关系的先河；709年（景龙三年），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又迎娶了金城公主。唐朝两位公主入嫁吐蕃，使唐蕃关系得到空前的加强，双方往来的使者相望于道，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唐蕃会盟碑》记载：“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沦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这就是唐代与祖国关系的历史见证。1247年初，蒙古阔端王与萨迦派首领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凉州会谈”,会谈的成果，顺应祖国统一之大势，顺应安居乐业之民心，共同为实现和维护祖国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推动形成了元代中央政府的治藏策略，推进了蒙藏民族关系发展，促进了藏族与我国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1253年，八思巴在六盘山首次谒见忽必烈。1260年3月，忽必烈在开平宣布即大汗位（元世祖，1215-1294），封八思巴为国师，授玉印，令其统管佛教事务。1264年，元世祖设总制院，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和吐蕃地区的地方行政事务，命八思巴以国师领总制院事。1269年，忽必烈因八思巴造蒙古新字有功，封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更赐玉印。从此，设立帝师和用萨迦派款氏家族人担任帝师职务成为元朝定制。1280年，八思巴在萨迦去世，元世祖下诏赐其封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由此可见，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发展史不仅是一个宗派的发展史，更是参杂了政权更迭、文化交融和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内容的社会发展史。研究萨迦派的发展史，必须以时代背景为前提，与当时的政权和社会制度紧密联系，方能挖掘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历史渊源。丹曲教授的《藏传佛教萨迦派发展史》正是这样研究和书写的，这是笔者感触较深的原因之一。

　　历史发展表明，只有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才能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地方被元朝纳入祖国版图后，“这一时期是大家一致公认的藏族历史上民族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和进步的时代。”（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英等译：《通史——松石宝串》，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86页）藏传佛教萨迦派在实现祖国统一、构建民族团结、传播民族文化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藏传佛教中国化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藏传佛教萨迦派发展史》一书，将萨迦派的发展过程融入元朝大一统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叙述。首先，从因素来看，作者将萨迦派的崛起、发展和衰落过程置于元朝统一祖国的历史大背景下，将萨迦派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楔入元朝大一统的整体框架中予以全面评述，无疑是对藏传佛教发展史研究的一种创新和突破。其次，从宗派的作用和功能来看，藏传佛教历来都有爱国爱教的传统，萨迦派的两位主要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都对祖国的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以萨迦派首领为代表的款氏家族在元朝中央王朝的扶植下以教辅政、以政弘教，通过政教联合制度的施行，使纳入祖国统一的版图，结束了长期割裂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大统一。再则，从藏传佛教的文化特质来看，萨迦地方政权加强了与祖国内地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往来，实现了历史上经济文化的大繁荣。最后，从萨迦派历史功绩来看，萨迦班智达、八思巴等杰出的宗教领袖，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远瞩，进一步巩固了地方与祖国中央政权的关系，完善了行政体系，并在弘扬萨迦教法，促进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绚烂多彩的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多元的民族关系和文化。《藏传佛教萨迦派发展史》一书，挖掘和整理藏族和其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让广大读者可以深刻感受到中华民族是休戚与共、生死与共、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元朝时期，萨迦派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祖国统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在藏传佛教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实际上他们只是藏蒙两族统治者之间的结合，但是在客观上也起了密切祖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的作用。”（王森著：《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76页）萨迦班智达与阔端的“凉州会谈”，不仅使地方纳入到了祖国的怀抱，而且也为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各民族文化交流搭建了重要的桥梁。正是由于蒙古皇室上层积极推崇藏传佛教，使藏传佛教萨迦派得到迅速传播和发展。元朝上层统治者借助藏传佛教的力量，实现了对乃至全国的稳定统治；萨迦派通过其教法“护国佑民”的功能在多民族团结和融合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元朝也是汉藏蒙等多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时期，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借鉴，尤其是汉藏佛教的交流和融合，在佛教经典翻译和对勘、艺术和文化发展、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形成了多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藏传佛教萨迦派发展史》的出版，对研究当前的藏传佛教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学术借鉴价值，能够引发广大读者对藏传佛教中国化路径的思考，从而引导藏传佛教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从远古时期开始，青藏高原先民就已同祖国内地同呼吸共命运，文化上同根同源、水融，体质上同源异流、血脉相通，上密切联系、彼此相依，经济上互通有无、共生共荣，各族人民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的召唤，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更是社会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只有认真梳理和研究地方与祖国关系史的发展脉络，认识和学习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历史史实，才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各族人民只有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团结奋斗，才能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壮丽画卷。（作者简介：徐东明，民族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宗教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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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7月，习总在考察时指出：“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藏族和其他各民族交流贯穿历史发展始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