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一种文化

　　19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到20世纪,从文化角度对科学的反思引人注目。这里所指的科学是近代产生于欧洲的以“实验性”的试错和改错为认知特征,并逐步建制化的知识生产体系与知识系统。

　　由于外在于自身的文化母体,因此,科学的输入国首先对这种“科学”的文化特质有异乎寻常的敏感。比如中国在历经了西学东渐和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之后,作为一种文化的回应,人们在19世纪就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建构模式。20世纪初,又爆发了“科玄论战”。

　　相反,作为科学的发祥地,西欧国家对由于科学的发展而引致的文化冲突的认识,从总体上讲,则相对迟钝。尽管如此,在20世纪,对这种文化冲突的研究也已经无法回避了。其中最具影响的是C·P·1956年10月6日在《新家》发表的《两种文化》的短文,以及随后(1959年5月)在剑桥大学所作的《两种文化与科学》的演讲。

　　认为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级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甚至互相厌恶。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全然不同,甚至在感情方面也难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进而认为科学已经成为一种重要性不断增加的文化现象,不仅是智力意义上的文化,而且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

　　关于“两种文化”的观点引起了很多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在20世纪后期逐渐引起人们重视的关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讨论,以及在社会上出现的“伪科学”现象和“反科学”都与这种争论有不同程度的关联。

　　不论是来自另一种文化参照系的近乎本能的对抗,以及在对抗之后的接纳,还是来自文化母体的反思,事实上都承认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存在。进而需要明晰的是对科学文化特质的把握,以及科学文化的定位。这事实上也是人们争论的焦点。

　　关于科学文化的特质,在《利维斯事件和严重局势》一文中进行了探讨。特别强调了科学文化所表现出的进步性。他认为,进步性是科学文化给予人类文化的最珍贵的贡献。

　　对科学文化的特质,美国学者小莫里斯·N·李克特1972年出版的《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也作了有启发的分析。李克特认为:“`文化过程这个概念提供了把科学带入社会学之参考框架的一条途径。从一种文化过程来看,科学是一种认识的过程。也是一种发展的过程。”李克特得出的结论是:(1)科学是个体的认知发展在文化上的对应物;(2)科学是传统文化知识的一种生长物;(3)科学是文化发展的一种认知形式。

　　不论是,还是李克特,都强调了科学文化的进步、发展的特点。而从更深的层次讲,科学之所以表现出进步性并反应在科学文化中,关键在于科学具有相对而言比较好的纠错和创新机制。科学不但是特殊的知识体系,更重要的,它是一种特殊的知识生产方式,如果说以往的知识生产方式是“经验性”的,那么,科学的知识生产方式则是“实验性”的。

　　这种知识生产方式一方面使知识生产的效率大幅度提高,从而使科学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具性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使过去知识中的错误能够及时有效地得以排除。科学文化的内在的纠错和创新机制,比较而言,是传统的文化以及其他的文化形式所缺乏的。这种特点与科学改变人类社会的有效性,是“科学的”文化得以孕育并迅速成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形式的根据。从这种意义上讲,无视科学文化的存在,或者试图消解科学文化,都是不现实的想法。但是反过来,期望用科学文化来取代其他的文化形式也是难以实现的。

　　事实上,人类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人类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多种多样的,科学作为“实验性”的知识生产方式,固然非常重要,但它也只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部分问题,只能满足人们的一部分需求。这个事实,决定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必然是多元的,决定了科学文化只是人类文化中的“一种文化”。而从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出发,所担心的文化冲突也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因为不仅是通过协调,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冲突,不同文化形式才真正实现着自己的恰当定位,人类文化也才在冲突中求得新的发展。

　　李正风，1963年生，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