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要做电影院的“钉子户”？

　　我们需要一个封闭的环境、一个巨大的银幕，黑场，观众才有可能识别出纪录片所呈现的生活的多个层面，人物一个小小的举动、一个小小的表情，都可能触动他。

　　最近院线正在上映的纪录片中，票房最好的是《九零后》，1000余万。其次是《大学》，500余万。两部片子的豆瓣评分，分别是8.2分，8.1分。纪录片叫好不叫座，排片量低，票房低，似乎成了一个略显悲情的常态。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2014年以来上映的纪录片中，前10名票房加起来不到10亿，其中前两名占了一半多。

　　《大学》的创作团队来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影工作室，20年来，加上学生作品，清影出了三四百部纪录片，其中在院线上映的，包括《大学》《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内，一共6部。

　　“‘清影’已经算是电影院的‘钉子户’了。”清影工作室创始人之一、清华大学教授雷建军说，“但纪录片真的需要进影院。”

　　雷建军：电影在诞生之初就是纪录片，把日常生活搬到大银幕上放。当时的纪录片也是作为奇观存在的。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很少，一个美国人在大银幕上看到了非洲人、亚洲人，会觉得很神奇；渐渐地，世界的连接度越来越高，观众不能满足于只看日常生活，电影需要越来越多的“奇观”才能吸引观众。好莱坞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飞速发展，就是把日常生活整个戏剧化、奇观化。

　　中国的电影业这些年发展迅速，实际上是商业电影的增长。也有不同的人做过艺术电影的努力，但成功的例子偏少。对于纪录片，尤其是人文社会类的纪录片，以记录普通人的生活为主，和现在商业院线的气质是不匹配的。

　　商业院线的目标群体非常明确，就是要抓住能来消费的人。观众到影院，需要付出时间成本、吃饭和电影票的开销，等等，这是一个综合性消费。花这么高的成本，消费者显然更希望通过大银幕得到快感，这可能是纪录片给不了的。

　　中青报·中青网：观众也不是不爱看纪录片，像《我在故宫修文物》《舌尖上的中国》都在互联网上获得了很高的点击量和好评度。

　　雷建军：视频平台对观众来说，只要买了会员，不管看什么几乎都是零成本。对影院来说，一场电影只有几个观众来看，是要赔钱的。我很理解院线经理，不排片是对的；对观众来说，喜欢看纪录片，在视频网站上看就好了，不必花时间和金钱成本特地跑到电影院。

　　雷建军：纪录片中有一个非常大的类型，就是记录日常生活。片中人物不会像明星那么耀眼，剧情没有那么大的强度，视听效果也没有那么好……但正因为此，我们更需要一个封闭的环境、一个巨大的银幕，黑场，观众别的东西也看不了了，就安静地看着银幕。这样，他才有可能识别出纪录片所呈现的生活的多个层面，人物一个小小的举动、一个小小的表情，都可能触动他。而在手机上、电脑屏幕上看，纪录片的那些厚度，观众很可能get不到。

　　雷建军：其实，绝大部分纪录片最开始的目标都不是进影院，能进影院的属于极少数。而奔着影院去做，比如在影像、剪辑、后期处理上，按照电影标准去做，成本相对也高。所以，绝大部分纪录片只是为了记录。

　　以前导演把纪录片拍出来，是表达一个现象和自己的一些想法；现在我们觉得，纪录片拍出来，应该让更多人看到，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艺术品存在。我们本来就是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不能只局限于做个人表达。

　　雷建军：带有特殊属性的，比如讲述“”现状的《二十二》，票房1.7亿。此外，自然类的会好一些，这属于纪录片中一个独立的类型，《我们诞生在中国》票房6600多万，《地球神奇的一天》4778万。而对于人文社会类纪录片，1000万票房都是很难的，2000万基本就是天花板了。

　　清影的片子，目前最好的《喜马拉雅天梯》，1100多万；《我在故宫修文物》不到650万；《大学》目前500多万。其实《大学》的观众群体会比一般的纪录片更大一些，它至少适合所有的中学生看。但它依然存在一个问题，缺发行经费。

　　雷建军：欧洲有艺术院线，也许观众不多，但还是一场一场一直放下去，因为有政府补贴。我认为纪录片拍摄不是非得要补贴，但是纪录片发行是需要政府帮助的。今天，每一条推送到你手机上的信息，除了国家大事和突发新闻，其他的背后几乎都有着商业元素，纪录片也许是个单纯的例外。纪录片又重要又脆弱，它承担的功能有些像司马迁，首先是对当代史的记录，然后才是作者自己的表达。纪录片想在电影院待住，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需要政府补贴来支持。

　　雷建军：对，点映就像纪录片界的“拼多多”，运用互联网技术，把观众零散的需求用低成本的方法整合起来，凑够30人就能开一场，既让影院不亏本，也让观众有片可看，对片方来说也省了很多宣发费用。

　　雷建军：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是纪录片的主要票房城市，这两年新起来的有杭州、成都。点映有一个好处，即便你住在很偏远的地方，只要能找到30个志同道合的人去影院，依然能看到你想看的电影，这就把选择权交给了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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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一个封闭的环境、一个巨大的银幕，黑场，观众才有可能识别出纪录片所呈现的生活的多个层面，人物一个小小的举动、一个小小的表情，都可能触动他。

　　最近院线正在上映的纪录片中，票房最好的是《九零后》，1000余万。其次是《大学》，500余万。两部片子的豆瓣评分，分别是8.2分，8.1分。纪录片叫好不叫座，排片量低，票房低，似乎成了一个略显悲情的常态。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2014年以来上映的纪录片中，前10名票房加起来不到10亿，其中前两名占了一半多。

　　《大学》的创作团队来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影工作室，20年来，加上学生作品，清影出了三四百部纪录片，其中在院线上映的，包括《大学》《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内，一共6部。

　　“‘清影’已经算是电影院的‘钉子户’了。”清影工作室创始人之一、清华大学教授雷建军说，“但纪录片真的需要进影院。”

　　雷建军：电影在诞生之初就是纪录片，把日常生活搬到大银幕上放。当时的纪录片也是作为奇观存在的。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很少，一个美国人在大银幕上看到了非洲人、亚洲人，会觉得很神奇；渐渐地，世界的连接度越来越高，观众不能满足于只看日常生活，电影需要越来越多的“奇观”才能吸引观众。好莱坞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飞速发展，就是把日常生活整个戏剧化、奇观化。

　　中国的电影业这些年发展迅速，实际上是商业电影的增长。也有不同的人做过艺术电影的努力，但成功的例子偏少。对于纪录片，尤其是人文社会类的纪录片，以记录普通人的生活为主，和现在商业院线的气质是不匹配的。

　　商业院线的目标群体非常明确，就是要抓住能来消费的人。观众到影院，需要付出时间成本、吃饭和电影票的开销，等等，这是一个综合性消费。花这么高的成本，消费者显然更希望通过大银幕得到快感，这可能是纪录片给不了的。

　　中青报·中青网：观众也不是不爱看纪录片，像《我在故宫修文物》《舌尖上的中国》都在互联网上获得了很高的点击量和好评度。

　　雷建军：视频平台对观众来说，只要买了会员，不管看什么几乎都是零成本。对影院来说，一场电影只有几个观众来看，是要赔钱的。我很理解院线经理，不排片是对的；对观众来说，喜欢看纪录片，在视频网站上看就好了，不必花时间和金钱成本特地跑到电影院。

　　雷建军：纪录片中有一个非常大的类型，就是记录日常生活。片中人物不会像明星那么耀眼，剧情没有那么大的强度，视听效果也没有那么好……但正因为此，我们更需要一个封闭的环境、一个巨大的银幕，黑场，观众别的东西也看不了了，就安静地看着银幕。这样，他才有可能识别出纪录片所呈现的生活的多个层面，人物一个小小的举动、一个小小的表情，都可能触动他。而在手机上、电脑屏幕上看，纪录片的那些厚度，观众很可能get不到。

　　雷建军：其实，绝大部分纪录片最开始的目标都不是进影院，能进影院的属于极少数。而奔着影院去做，比如在影像、剪辑、后期处理上，按照电影标准去做，成本相对也高。所以，绝大部分纪录片只是为了记录。

　　以前导演把纪录片拍出来，是表达一个现象和自己的一些想法；现在我们觉得，纪录片拍出来，应该让更多人看到，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艺术品存在。我们本来就是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不能只局限于做个人表达。

　　雷建军：带有特殊属性的，比如讲述“”现状的《二十二》，票房1.7亿。此外，自然类的会好一些，这属于纪录片中一个独立的类型，《我们诞生在中国》票房6600多万，《地球神奇的一天》4778万。而对于人文社会类纪录片，1000万票房都是很难的，2000万基本就是天花板了。

　　清影的片子，目前最好的《喜马拉雅天梯》，1100多万；《我在故宫修文物》不到650万；《大学》目前500多万。其实《大学》的观众群体会比一般的纪录片更大一些，它至少适合所有的中学生看。但它依然存在一个问题，缺发行经费。

　　雷建军：欧洲有艺术院线，也许观众不多，但还是一场一场一直放下去，因为有政府补贴。我认为纪录片拍摄不是非得要补贴，但是纪录片发行是需要政府帮助的。今天，每一条推送到你手机上的信息，除了国家大事和突发新闻，其他的背后几乎都有着商业元素，纪录片也许是个单纯的例外。纪录片又重要又脆弱，它承担的功能有些像司马迁，首先是对当代史的记录，然后才是作者自己的表达。纪录片想在电影院待住，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需要政府补贴来支持。

　　雷建军：对，点映就像纪录片界的“拼多多”，运用互联网技术，把观众零散的需求用低成本的方法整合起来，凑够30人就能开一场，既让影院不亏本，也让观众有片可看，对片方来说也省了很多宣发费用。

　　雷建军：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是纪录片的主要票房城市，这两年新起来的有杭州、成都。点映有一个好处，即便你住在很偏远的地方，只要能找到30个志同道合的人去影院，依然能看到你想看的电影，这就把选择权交给了观众。